当死亡无可避免，是体面地等死，还是挣扎着求生？
（入殓师为路桂军修剪指甲、按摩面部）
本刊记者/万小军
“葬礼”过后，路桂军依然和从前一样忙碌——尽管躺在告别厅的那一刻，他曾反思陪伴家人太少——每周，他都往返于北京和厦门之间，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周一上午9时许，北京医院13层安宁病房，路桂军带着科室成员查房。一位患者戴着呼吸面罩，说话声音微弱，路桂军俯下身凑近听。检查完患者腿部，他顺手将患者半脱落的袜子提到了脚踝。
病房巡视了一圈，路桂军疾步走进会议室，协调安宁病房的护理事宜……
作为疼痛科主任，路桂军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像大多数同行那样，以治愈为目的，来到这里的患者，多是生命走到了尽头。“每天面对的多数是穷途末路的沮丧、心有不甘的告别以及生命尽头对人生意义的拷问，鲜有‘了却生死’从容离世。”路桂军对《中国慈善家》说。
除了为患者减轻病痛，路医院安宁疗护工作，让患者无痛苦、有尊严，平静、安详地往生；让直系血亲释怀不甘、安宁、坦然应对；在亲友面前呈现平安顺遂的过程。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都无一例外取决于“对死亡的认知”，生死教育也因此成为安宁疗护工作的核心内容。
但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，并非几句“心灵鸡汤”就能够释然，“你又没死过你凭什么讲生死？”“你凭什么做生死教育？你完全没有死亡经验，你拿什么教育别人？”
这些质疑的声音路桂军听进去了，为了更好地感同身受，他在清明节前夕，给活着的自己办了一场“葬礼”。
给自己办“葬礼”
“葬礼”的地点选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，这是长江以北唯一开设殡葬专业的高等院校。
每位前来参加“葬礼”的人员都会经过一道门，黑底白字写着挽联：“行医行文行仁行义，如今远行温情相送”“道谢道歉道爱道别，一生体道尊严谢幕”，横批是“送别路桂军”。告别厅一侧背景墙上打出“这世界我来过”六个大字，道出了“葬礼”的主题和基调。
（背景墙上打出“这世界我来过”六个大字，道出了“葬礼”的主题和基调）
为了办好这场“葬礼”，路桂军与生死教育学界好友共同策划、筹款、组织。邀请了数十位业界贤达，还有他的爱人和一双儿女。
整个“葬礼”体验活动分为生命回顾、告别、生命文化自由论坛三个篇章。“我是路桂军，路医生就是我……”在第一个篇章，四位青年学生分别饰演路桂军人生不同阶段的四个角色，并朗诵他为自己写的诗文。
故人沐浴和仪容化妆环节已经提前录制视频，在现场播放。视频里，路桂军身穿白衣，闭着眼睛躺在遗体处理台上。一旁的入殓师有条不紊地为他放松四肢关节、修剪指甲、按摩面部肌肉。
回忆起这个过程，路桂军感慨的同时内心又充满了自责。“我想这个躯体跟了我四五十年太亏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无休止地透支自己的身体，从来没有用心内观过自身，从没想过我的身体也需要爱抚，更没想到此生唯一的一次‘对身体的抚触’是在告别这个世界的仪式环节。”由此，他特别希望最后的身体抚触是由父母或者爱人参与，希望能在被珍视与感恩中接受生命的洗礼。
观看视频的过程中，路桂军的妻子被情景带入开始泪眼婆娑。在最后“告别”的篇章，伴着《往事只能回味》的歌曲，路桂军躺在黄白相间的菊花丛中，“生前好友”一一致缅怀辞，儿子和女儿致缅怀答谢辞，人们行注目、绕棺、鲜花释怀礼，整个过程没有哀乐和默哀。
仪式结尾，血亲挽别。路桂军的妻子入戏太深，双手捧着丈夫的脸颊涕泪交加，躺在棺木中的路桂军绷着的心瞬间崩溃。他甚至有一种错觉，似乎此刻他真的要走，而自己还未见证孩子的精彩人生，心头尽是对儿女的放不下。
（路桂军躺在棺木中，家属挽别）
路桂军忍不住，叫停了告别现场拍摄。有人质问他，这是在消费痛苦。他平静地回应，痛苦为什么不可以消费？如果消费痛苦后获得的是成长，那就能超越这种痛苦了。但他又觉得，如果自己获得成长需要他人付出代价，恰好对方又是亲人，“那么我的步子还是放慢一点好”。
一向自诩从事生命教育的专家，明知是预演的生命尽头，“在告别环节也没能做到淡定从容”。这一点，就连路桂军自己也没想到。葬礼的后半程，是生命文化自由论坛，路桂军返场谈感受，依旧未能从亲人的“悲、离、舍”中走出来，准备好的发言词在大脑一片空白……
在中国，谈论生死是件忌讳的事情
早在年，路桂军就有为自己办“葬礼”的想法，原本计划在年清明节前举办，因为疫情、时机等条件都不具备，延期到年。今年的清明，因为疫情，一些家庭不幸失去了亲人，路桂军希望活动的举办能对生死认知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和思考。
作为投身安宁疗护事业的大夫，去体验一下生死的场景，路桂军觉得难度并不大。只要过了家人这一关，有一个固定的人群能接受，于他而言是可以去尝试的。
起初，路桂军向亲朋好友和科室的同事聊起想办一场自己的“葬礼”，大家听后都觉得很荒诞，儿子反问他：“你做安宁疗护就要体验生死，你当肿瘤科大夫，是不是还要在身上长个肿瘤啊？”
除了关心家人能否承受，路桂军也担心此举会惹来大众非议，他不希望外界认为这是自己在作秀，或是为了名利。
（路桂军在诊室）
“老路你这么干本身就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，生死怎么能拿来开玩笑！”一位业界教授得知路桂军要给自己办“葬礼”后这样问道。路桂军回答说，自己并不是开生命玩笑，而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探讨一个人面临生死时会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因为只有这样“你才有更多的话语权”。
中国人普遍忌讳谈论死亡，特别是忌讳谈自己的生死。路桂军深知这一点，在举办“葬礼”体验活动的时候小心又谨慎，现场告知大家不要随意拍照传播，直到一周后，凤凰卫视播出对他的专访，这个“葬礼”才见诸于媒体。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后，他悬着的心开始落地。
路桂军的同事钟长峰在“葬礼”那天负责现场录像，“很逼真”，他评价道，甚至刷新了自己对生死教育的认知。此前一位同学的母亲身患癌症，由于自己从事安宁疗护工作，钟长峰也向同学谈及过生死话题，但对方往往岔开话题避而不谈。尽管不被理解，但他觉得总得有人去做。“你要不做，它就停滞不前。”
“葬礼”也引发路桂军好友们在线上线下的讨论。生死教育领域的学者雷爱民在现场观摩后，钦佩路桂军的勇气和真诚，认为活动目的已经达到。在他看来，真正面对死亡，人没有想象的那么从容，也没有设想的乐观，在死亡即刻到来之际，被迫回归个体本原的精神状态，这是回避死亡、隐藏死亡、他者化死亡都解除以后的正常反应。
（举办这场别开生面的“葬礼”，路桂军小心又谨慎，邀请的多是生死教育界人士）
这也让雷爱民看到了人类面对死亡时的真实状态和普遍现象，“自我的生死教育和生死安顿没有尽头、没有止境，只有尽力而为。”他认为，面对死亡，虽然可以准备，可以减少恐慌、焦虑、遗憾等，但是总有无法预想的、隐藏在心底难以察觉的东西，可能会在所谓安详离世时浮上心头。
路桂军意识到，人们有很多机会谈论生死，但话题永远定格在第三人称，张三、李四……从不在第一、二人称之间谈生死。“我就是要把死亡拉近，告诉大家死亡和你有密切关系，它可能随时来找你。”他说，当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从“他死”到“你死”，最终抵达“我死”时，才能真正地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才会真正的深入内心，体味一个人即将告别世界内心的感受。
他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。刚开始谈论时，他会拿“朋友”来举例，比如会用“假如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”这样的表述。随着阅历的增加，他开始说“假如有一天我死了”之类的话。
路桂军明白，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谈论“他死”“你死”到“我死”的进阶。而这种认识，对于医生来说更为重要。只有对“我死”做了深入的思考后，人的应变能力和应对能力才会增加。一旦遇到突发事件，就会多一份理性少一分惶恐。
一有机会，路桂军就与儿子谈论死亡。在儿子18岁那年清明，两人一起回老家祭祖。儿子在路上突然问他：“爸爸，假如有一天，你突然遭遇不测，有什么要向我交代的吗？”
一般家长听到这样的话，会觉得晦气，但路桂军回答得很认真，“我当然设想过。爸爸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。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不测，我的身体能捐全都捐了，不能捐献的火化就行。”
大尺度亲历“葬礼”后，路桂军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得到了成长。从最开始担心遭受质疑，到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应对死亡的准备。到最后，他不再在乎外界如何评价自己，心里担心的全是家人的感受和看法——爱人能否承受？孩子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，他和家人的依恋关系也更为浓烈。
缺位的死亡教育
年，路桂军开始照顾肿瘤末期患者，接触安宁疗护（又称临终关怀）。
这门学科起源于英国，年，中国医院首先开始了临终服务，年，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建立。两年后，年，医院建立了第一个临终关怀安宁病房，台湾地区还专门为临终关怀立法——“安宁缓和医疗条例”。
参与疼痛治疗及安宁疗护21年，路桂军发现，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，尽管国家一直在倡导大健康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理念，但患者在生命后期阶段的遭遇触目惊心。
（路桂军与科室同事了解病患病情）
路桂军无意间看到一组数据，年，中国死亡人口为万，但真正得到安宁疗护的只有0.3%。这从侧面说明中国的死亡质量低。
早在年，经济学人智库（EIU）就曾发布一份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，该报告以姑息治疗与医疗环境、人力资源、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、护理质量、公众参与水平五大类指标为依据，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质量进行了调查和排名。
结果显示，英国从国家政策支持、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强大的临终关怀行动，其死亡质量排名第1位，中国台湾地区位居第6位，而中国大陆排名第71位，位于倒数第10位。
这份报告称，死亡质量排名靠前的国家及地区无一例外都构建了全面的政策框架，例如英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健康保险计划，以及蒙古和日本的癌症控制项目，都在医疗保健方面保持高水平的公共开支。
由于缺乏政策支持，国内现阶段安宁疗护服务也仅仅局限在经济能力强、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。
“医院既要承担救命的作用也要有送命的职责。”路桂军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，医护人员在抢救病患时，对抢救的操作流程烂熟于心，一旦病人心脏停止，没有一线生还可能时，面对没有生命体征的遗体和伤心欲绝的家属，医护人员多数时候却很茫然，甚至不知所措。“不会做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这种反差在他看来，是生死教育的缺位。
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职业荣誉感。这是外界对医护人员普遍的观感，医护人员也认同。在人们对医生的评价观念中，只有把病患从死神手里拉回来，才是一名优秀的医生，至于病患在抢救无效后的临终末期该如何度过、干预，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